致麻省理工學院校長萊夫博士的一封信
徐罡博士
2020年5月28日
茲為致麻省理工學院校長萊夫博士的英文信的中文翻譯,如有歧義,以英文原文為準。点击查看英文原文:A Letter to MIT President Dr. Leo Rafael Reif
2020年5月28日
茲為致麻省理工學院校長萊夫博士的英文信的中文翻譯,如有歧義,以英文原文為準。点击查看英文原文:A Letter to MIT President Dr. Leo Rafael Reif
尊敬的萊夫博士,
此信事涉貴校2020屆學生尹詩妍,其在一項滅口行動中是個核心角色,該行動旨在摧毀我的生活(包括我的聲譽及生命)、以掩蓋其家庭和中國情報部門的關係以及其可疑的申請大學的做法。這項行動可能是美國第一個證據充足的案例,表明中國情報部門(或至少中國影響力)已經成功滲透和控制了一個美國州的司法系統,能夠將麻州法院轉化成毀滅個人的武器,以推進其目標。 我希望我的經歷能夠提醒您,有必要建立某種程序,在和一些有某種背景的中國學生的互動中,保護您的教職員工。
我是一位歸化的美國公民。1997年我從愛荷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隨後在哈佛完成了博士後。在耶魯短暫工作之後,我回到波士頓。 2009年我創辦了自己的公司,向中國學生和家庭提供教育輔助服務。 作為一個受過訓練的學者,我習慣於一種經常被好奇心和研究擦出火花的生活。在我作為專業顧問的從業過程中,我拿出了相當多的資源從事兩方面的研究。一是中國孩子如何掌握作為外語的英語。在這方面,我提出了一個學習英語外語的模式並且發現了英語教學的一個大問題。針對之前沒有接觸過足夠多英語的中國孩子,我叫停了不加辨別的施以看字讀音教學法的宣傳。這個發現2015年被美國華裔社區的兩家主要報紙報道過。我的另一方面的研究關乎人道與文明。去年我在ResearchGate存放了三篇研究論文,專門解決中華文明最根本的幾個概念,而這些概念對一個健康的中美關係有重大潛在意義【点击此处进入查看】。對我的研究成果,我讓別人和時間去評判,我感到榮幸和謙卑的是,儘管我沒有到會議上去宣揚我的想法,儘管我是這個領域的「外人」,我的論文在世界範圍收到了出乎意料的關注。
我是於2012年11月認識尹詩妍和其母親的。她母親是一位來自上海的中國人,當時找我提供幫她轉學的服務。秋季的早些時候,她的母親和二姨(簡稱「姨母」),在她姨母的一位華裔朋友陪同下,帶她到波士頓上一所私立寄宿高中。在她向學校報到的第一天,她們的華裔朋友建議她轉到別的學校,並向其母親為此留在波士頓提供了一些最初的幫助。在申請轉學的過程中,她母親和我彼此產生了感情。
2013年5月,我在上海拜訪了她祖母。我也飛到中越邊界的一個城鎮專門拜訪了她姨母。 因為她母親失去丈夫後,她姨母一直資助她的教育費用,在她成長過程中起了一個父親的角色。 就在這次拜訪中,我得知她的姨母(一個私營企業主),也是一個安置於邊界的情報人員。她的姨母明確指出,她們的華裔朋友是中國情報機構國家安全部的特工。
但那時我並不當回事:2013年中美關係顯得如此美好,字面上被比作「婚姻」。 即使今天我依然確信,她母親就像我一樣,是個普通人。我和她母親於2014年12月結婚。
婚後不久,尹詩妍宣布了她的志向,要在美國軍隊追求一番事業。她一直受到祖母的鼓勵。她祖母在十歲出頭就加入了中共的軍隊、參與內戰。2015年在準備申請大學時,尹詩妍瞄準有預備軍官項目(ROTC)的學校。
作為一個教育顧問,我一直輔導她準備大學申請材料,尤其大學申請作文。我將自己的角色定位於做她的導師、拒接成為她的作文作坊。我希望通過修改和編輯過程,她能學到一些寫作技巧。在她回到寄宿學校讀12年級時,我們已經完成了common application作文的初稿和主要的修改。我繼續給她一些建議;她12年級的時間安排極其繁忙,我期待着她有時間的時候,我和她一起再細改她的作文。
2015年10月16日,我得知她的姨母背着我在加州雇了一個教育顧問,為她工作。顯然,她們逼我寫出申請材料的初步版本,再拿到加州的顧問那裡去定稿。
雖然這樣的操作方式在中國的商界很常見,是幫助中國從眾多西方公司獲得知識產權的典型手段,但用到家人身上,這逾越了底線。這位加州的教育顧問是她姨母在夏天參觀硅谷時安排的。簽於她姨母的背景,我很害怕:我不知道她姨母還做了什麼別的事,這些事我不知道但卻可能要受其後果的影響。
我作出了一個正確的決定。2015年10月16日晚我給她母親發了郵件:我要離婚。
但我要「脫鉤」的努力,結果卻成了一個災難性的掙扎。
兩個麻州法院被調動起來:一個偷偷摸摸地設置圈套,意欲將我搞成犯罪分子;另一個明目張胆地操縱案子,禁止我和執法部門和麻省理工學院聯繫,掩蓋離婚的原因,詆毀我的名聲【点击此处查看详情】。
尹詩妍引領了對我的早期埋伏。我不知道之前在2015年12月就有一個想構陷我的家暴圈套,2016年6月4日,我給她發郵件,請她幫助防止離婚糾紛升級。根據她在法庭宣誓後的陳述,那時她已經回到中國。 但48小時之內她就降落在波士頓【作者對此機動性非常吃驚,但好像有種感覺,有可能她混淆了在別的情景下的說法】,在2016年6月6日在Malden地區法院簽署了一份文件,誣告我各種家庭虐待和死亡威脅。 在接下的法庭聽證中,Malden地區法院剝奪了我享有正當程序的權力,秘密發出和延長了對我的限制令。如果那個夏天我給她母親電話,我最終就要坐牢了。
在我2013年的拜訪中,她的姨母吹噓中國的情報運作已經獲得了控制美國法院的能力。 我當時將這個聲稱視作純粹是誇口,不當回事。但我的經歷迫使我接受:中國的確具備了削弱美國法院系統的能力,而且中國影響力對麻州法院滲透嚴重,儘管這種滲透的機制尚需闡明。
我也不得不相信,尹詩妍是被中國情報部門作為潛在長期卧底選派到美國的。為了支持這個任務,她被賦予了龐大的資源,包括中國在麻州司法系統的資源,儘管我們不知道她在這個年紀,她自己是否意識到這個布局,如果是的話,知道多少。
隨着我在麻州兩個法院的法律戰繼續, 越來越清楚, 我是一個滅口和詆毀行動的標靶,該行動極其惡意、配合密切。2017年1月,我逃離波士頓前往台灣,想尋求政治庇護和公開爆料,但台灣不能提供政治避難,三周之後我只能回來。自那以後,我在波士頓一直過着半隱藏的生活,充滿恐懼。 去年,在創辦10周年之後,我正式關閉了公司。
在過去的十年,涉及和中國學生和中國機構打交道,我們的大學遭遇了很多不幸。 一個早期的事件2012年發生在北達科他州的狄克森州立大學。那裡,和中國大約20所大學(包括兩所有名的大學)的合作項目變成了文憑作坊,導致它的一個院長自殺。最近哈佛的查爾斯•李伯博士受到了犯罪指控。這些事件表明,和一些中國人打交道,我們的人性會多脆弱。
對那些足夠小心但知道一些中國學生或他們家庭秘密的人,我的經歷提供了一種不同的情景和結局。我希望我的磨難可以提醒我們的大學去制定一些措施,以保護它們處於類似情形的教職員工。
然而,我在這裡不鼓勵對中國學生和他們家庭的任何偏見。我自己是來自中國的移民,我愛這個國家,我加入了這個國家,現在我在為這個國家而戰。 我確信,當需要的時候,大多數中國學生和學者就會像我一樣。
在人類歷史上,我們生活在一個關鍵的時刻。我們所面臨的挑戰,不是文明的衝突,而是中美兩國最黑暗一面的融合。事實上,兩個麻州法院里侵犯我的作惡者,沒有一個長得像亞裔。
非常感謝您的時間和關注。
您誠摯的,
徐罡博士
2020年5月28日
此信事涉貴校2020屆學生尹詩妍,其在一項滅口行動中是個核心角色,該行動旨在摧毀我的生活(包括我的聲譽及生命)、以掩蓋其家庭和中國情報部門的關係以及其可疑的申請大學的做法。這項行動可能是美國第一個證據充足的案例,表明中國情報部門(或至少中國影響力)已經成功滲透和控制了一個美國州的司法系統,能夠將麻州法院轉化成毀滅個人的武器,以推進其目標。 我希望我的經歷能夠提醒您,有必要建立某種程序,在和一些有某種背景的中國學生的互動中,保護您的教職員工。
我是一位歸化的美國公民。1997年我從愛荷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隨後在哈佛完成了博士後。在耶魯短暫工作之後,我回到波士頓。 2009年我創辦了自己的公司,向中國學生和家庭提供教育輔助服務。 作為一個受過訓練的學者,我習慣於一種經常被好奇心和研究擦出火花的生活。在我作為專業顧問的從業過程中,我拿出了相當多的資源從事兩方面的研究。一是中國孩子如何掌握作為外語的英語。在這方面,我提出了一個學習英語外語的模式並且發現了英語教學的一個大問題。針對之前沒有接觸過足夠多英語的中國孩子,我叫停了不加辨別的施以看字讀音教學法的宣傳。這個發現2015年被美國華裔社區的兩家主要報紙報道過。我的另一方面的研究關乎人道與文明。去年我在ResearchGate存放了三篇研究論文,專門解決中華文明最根本的幾個概念,而這些概念對一個健康的中美關係有重大潛在意義【点击此处进入查看】。對我的研究成果,我讓別人和時間去評判,我感到榮幸和謙卑的是,儘管我沒有到會議上去宣揚我的想法,儘管我是這個領域的「外人」,我的論文在世界範圍收到了出乎意料的關注。
我是於2012年11月認識尹詩妍和其母親的。她母親是一位來自上海的中國人,當時找我提供幫她轉學的服務。秋季的早些時候,她的母親和二姨(簡稱「姨母」),在她姨母的一位華裔朋友陪同下,帶她到波士頓上一所私立寄宿高中。在她向學校報到的第一天,她們的華裔朋友建議她轉到別的學校,並向其母親為此留在波士頓提供了一些最初的幫助。在申請轉學的過程中,她母親和我彼此產生了感情。
2013年5月,我在上海拜訪了她祖母。我也飛到中越邊界的一個城鎮專門拜訪了她姨母。 因為她母親失去丈夫後,她姨母一直資助她的教育費用,在她成長過程中起了一個父親的角色。 就在這次拜訪中,我得知她的姨母(一個私營企業主),也是一個安置於邊界的情報人員。她的姨母明確指出,她們的華裔朋友是中國情報機構國家安全部的特工。
但那時我並不當回事:2013年中美關係顯得如此美好,字面上被比作「婚姻」。 即使今天我依然確信,她母親就像我一樣,是個普通人。我和她母親於2014年12月結婚。
婚後不久,尹詩妍宣布了她的志向,要在美國軍隊追求一番事業。她一直受到祖母的鼓勵。她祖母在十歲出頭就加入了中共的軍隊、參與內戰。2015年在準備申請大學時,尹詩妍瞄準有預備軍官項目(ROTC)的學校。
作為一個教育顧問,我一直輔導她準備大學申請材料,尤其大學申請作文。我將自己的角色定位於做她的導師、拒接成為她的作文作坊。我希望通過修改和編輯過程,她能學到一些寫作技巧。在她回到寄宿學校讀12年級時,我們已經完成了common application作文的初稿和主要的修改。我繼續給她一些建議;她12年級的時間安排極其繁忙,我期待着她有時間的時候,我和她一起再細改她的作文。
2015年10月16日,我得知她的姨母背着我在加州雇了一個教育顧問,為她工作。顯然,她們逼我寫出申請材料的初步版本,再拿到加州的顧問那裡去定稿。
雖然這樣的操作方式在中國的商界很常見,是幫助中國從眾多西方公司獲得知識產權的典型手段,但用到家人身上,這逾越了底線。這位加州的教育顧問是她姨母在夏天參觀硅谷時安排的。簽於她姨母的背景,我很害怕:我不知道她姨母還做了什麼別的事,這些事我不知道但卻可能要受其後果的影響。
我作出了一個正確的決定。2015年10月16日晚我給她母親發了郵件:我要離婚。
但我要「脫鉤」的努力,結果卻成了一個災難性的掙扎。
兩個麻州法院被調動起來:一個偷偷摸摸地設置圈套,意欲將我搞成犯罪分子;另一個明目張胆地操縱案子,禁止我和執法部門和麻省理工學院聯繫,掩蓋離婚的原因,詆毀我的名聲【点击此处查看详情】。
尹詩妍引領了對我的早期埋伏。我不知道之前在2015年12月就有一個想構陷我的家暴圈套,2016年6月4日,我給她發郵件,請她幫助防止離婚糾紛升級。根據她在法庭宣誓後的陳述,那時她已經回到中國。 但48小時之內她就降落在波士頓【作者對此機動性非常吃驚,但好像有種感覺,有可能她混淆了在別的情景下的說法】,在2016年6月6日在Malden地區法院簽署了一份文件,誣告我各種家庭虐待和死亡威脅。 在接下的法庭聽證中,Malden地區法院剝奪了我享有正當程序的權力,秘密發出和延長了對我的限制令。如果那個夏天我給她母親電話,我最終就要坐牢了。
在我2013年的拜訪中,她的姨母吹噓中國的情報運作已經獲得了控制美國法院的能力。 我當時將這個聲稱視作純粹是誇口,不當回事。但我的經歷迫使我接受:中國的確具備了削弱美國法院系統的能力,而且中國影響力對麻州法院滲透嚴重,儘管這種滲透的機制尚需闡明。
我也不得不相信,尹詩妍是被中國情報部門作為潛在長期卧底選派到美國的。為了支持這個任務,她被賦予了龐大的資源,包括中國在麻州司法系統的資源,儘管我們不知道她在這個年紀,她自己是否意識到這個布局,如果是的話,知道多少。
隨着我在麻州兩個法院的法律戰繼續, 越來越清楚, 我是一個滅口和詆毀行動的標靶,該行動極其惡意、配合密切。2017年1月,我逃離波士頓前往台灣,想尋求政治庇護和公開爆料,但台灣不能提供政治避難,三周之後我只能回來。自那以後,我在波士頓一直過着半隱藏的生活,充滿恐懼。 去年,在創辦10周年之後,我正式關閉了公司。
在過去的十年,涉及和中國學生和中國機構打交道,我們的大學遭遇了很多不幸。 一個早期的事件2012年發生在北達科他州的狄克森州立大學。那裡,和中國大約20所大學(包括兩所有名的大學)的合作項目變成了文憑作坊,導致它的一個院長自殺。最近哈佛的查爾斯•李伯博士受到了犯罪指控。這些事件表明,和一些中國人打交道,我們的人性會多脆弱。
對那些足夠小心但知道一些中國學生或他們家庭秘密的人,我的經歷提供了一種不同的情景和結局。我希望我的磨難可以提醒我們的大學去制定一些措施,以保護它們處於類似情形的教職員工。
然而,我在這裡不鼓勵對中國學生和他們家庭的任何偏見。我自己是來自中國的移民,我愛這個國家,我加入了這個國家,現在我在為這個國家而戰。 我確信,當需要的時候,大多數中國學生和學者就會像我一樣。
在人類歷史上,我們生活在一個關鍵的時刻。我們所面臨的挑戰,不是文明的衝突,而是中美兩國最黑暗一面的融合。事實上,兩個麻州法院里侵犯我的作惡者,沒有一個長得像亞裔。
非常感謝您的時間和關注。
您誠摯的,
徐罡博士
2020年5月28日